强化野生动物疫病源防范 全力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中国食品安全网讯 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现传染病越发频繁，除了2003年我国经历的SARS，还有国际世界的亨德拉、尼帕病毒，以及大家熟悉的H7N9、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这些新发现的传染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相关。已有的科学研究显示，有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现代医学所认知的人类传染病中，有62%的疾病来源于动物。由此可见，作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动物源性疫病在人类的传播必须引起高重视。

2019年12月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并正值新春佳节之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重诊比例、死亡比例急剧上升，全社会笼罩在恐慌的情绪之中。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略，各项防控措施正有力有序地开展。

同SARS等多种疫情一样，此次疫情来源与野生动物密切相关。目前虽未完全确定，但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来源是蝙蝠。2003年同样爆发在我国的SARS让人无法忘怀，后来经过中国科学界的努力，最终在云南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了一个SARS病毒天然基因库，并最终确定SARS病毒起源于蝙蝠。科学界对位于云南山洞里的溯源基因库SARS病毒是如何在广东爆发的问题做出推测，这就是在SARS爆发前，在广东热销的果子狸部分来自云南的养殖场，菊头蝠SARS养冠状病毒在偶然的情况下感染了云南养殖场中的果子狸，果子狸被运输到广东，而病毒在其体内不断传播和变异，人类通过接触或食用野生动物果子狸被感染。这一传播链条虽然是科研人员的推测，但也给人们敲响警钟，大肆非法加工、食用野生动物给人类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如何控制一己私欲、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保障生态平衡是人类需要再一次认真思考的问题。

进一步分析，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疫情传播的深层次原因是：

第一，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入侵。一直以来，食用野生动物的市场需求一直存在，野生动物的消费可能基于野生动物口感好、野生动物营养价值高等错误认知以及人类的虚荣心和猎奇心理、人类本身的征服欲作祟产生。在生产层面，为了牟利，野生动物养殖出现，人们食用的野生动物大多数是人类养殖的。人们通常会将野生动物的养殖区域安置在山区或城市边界，随着养殖区域的不断扩张，被养殖野生动物接触到自然宿主的可能性增加，导致其被自然宿主影响、感染概率上升。人类一直试图在将自己生活的边界扩张，逐渐渗透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里。因此，当养殖区域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交叉之后，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疾病在人类、养殖野生动物（包括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传播。马来西亚的尼帕病毒是把养猪场建在蝙蝠的栖息地附近导致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综上，不论是食用还是养殖野生动物都为病毒传播给人类创造了条件。

第二，野生动物基因变异受到催化。食用野生动物作为中间宿主从自然宿主中传染病毒往往还经过基因变异，通过突变和渐变两种方式来实现自身变异和进化。同时，受人类活动影响全球环境趋于恶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加剧，对野生动物病原体变异起到了催化作用，导致各种新变异的野生动物病原体不断出现。例如高致病禽流感病毒就是在寄生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并获得了跨物种向人类传播的能力，使得人类也能感染到禽流感。另外，野生动物及其副产品的过度利用与频繁贸易也增加了人类感染的机会，促使一些病原体因交叉传染而发生快速变异、蔓延。

第三，野生动物与人类的边界感不断丧失。远古时候，人类为了生存只能靠猎取野生动物为食，但是随着人类认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始学会驯化一部分动物，并将其作为营养供给的主要来源，鸡、鸭、鱼、牛、羊等经过筛选成为人类食用的食材。即便如此，人类似乎并不满足，依然在捕杀和养殖野生动物方面乐此不疲。近些年也陆续爆发相关疫情，但人类不以为然。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已经站在食物链的最顶层，似乎已经凌驾于一切自然界生物之上，丧失了道德的约束和对自然的敬畏，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边界感荡然无存。创造和谐、稳定的自然环境需要人类尊重自然，保护野生动物。

为依法有效防制人类疫病和保护野生动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先后制定实施，同时我国政府还签定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物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等世界公约。与此同时，从国情出发，我国政府还陆续建立了艾滋病、口蹄疫、禽流感、 SARS等重要人与动物共患疫病的防制预案与办法，但在应对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际需要时依然表现不足，因此从多方面多角度防范疫情发生和控制疫情传播是今后必须更加强化。

第一，全面禁止非法食用野生动物。从源头预防新发传染病最为简单的方法是离野生动物远一点。远一点是指杜绝野生动物消费，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对于家养动物，比如养殖场，也尽量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避免亲密接触。对于本次疫情的可能传染源蝙蝠来说，虽然蝙蝠携带多种病毒，但只要我们与蝙蝠保持一定距离，被蝙蝠感染的机率也微乎其微。同时，我们要认识到蝙蝠等微生物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每一种生物物种的存在都为生态平衡贡献一份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切断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同时也要保护它们，为不同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创造和谐、共生的环境。

第二、有效展开国际合作。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以及便利的交通工具，传染病很快就可以从小村庄传到全世界。因此传染病不是一个村庄一个地区的事件，它是一个全球都在关注的事件。同时，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拥有足够的知识和资源来预防疫情的发生，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可以扭转栖息地丧失和灭绝的趋势，而这些都必将危害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为此，必须打破机构、个人、专业和部门之间的屏障，集合所有力量，才能应对人类和野生生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众多挑战。

第三、长期实施防疫策略。狂犬病疫苗免疫野生动物预防狂犬病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既然我们已经了解到自然野生动物的病毒可通过家禽、家畜进行传播。在家禽、家畜的养殖过程中，要积极的对其进行疫苗防护，保证从源头降低传播的风险。通过疫苗注射的方法可能存在操作困难，研究口服疫苗可以使大规模的疫苗防护成为可能。将防疫策略深化到日常生产养殖中，从源头防范疫情产生。

第四、超前储备特殊技术和构建预警机制。疫情的发生通常相隔多年，但一旦出现就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危害，因此科学技术储备是非常必要的，除了研制和改进常规疫苗和常规防制手段之外，发展高效、新型 基因工程疫苗和标记疫苗也需要提上议程，同时积极开展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对于医务人员和疫情研究专家来说，日常的预警机制构建及专业培训需要功夫在平时，总结过往经验，有能力反映问题重要性并采取有效手段预防和控制。

第五、完善人兽共患疾病的卫生体系。当前存在的疫情是动物源性疫病，存在“动物传人“和”人传人“的情况。因此，为了保障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全面性，需要人医和兽医卫生防疫体系相结合共同解决，但我国已有的人兽共患病防疫体系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人医和兽医一体化的高效卫生防疫体系，为有效应对新出现和重新出现的人和动物共患疫病的新挑战，人和动物的健康问题必须融合到一个公共卫生体系中。（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商学院教授 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