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依据某一品类食品销量的变动，得出消费升级或降级的结论，未免站不住脚。
据报道，在多年销量下滑之后，方便面正在重新获得中国人的喜爱。
2019年7月，里斯咨询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共消费了1036亿份方便面，中国占到了38.85%，卖出约402.5亿份，排名全球第一。这是中国方便面市场经历多年黯淡后，首次重返400亿份销量大关。里斯咨询预计，2019年，中国方便面市场还将逐步回暖。
泡面销量，无关升级与降级
有人认为，泡面榨菜销量下滑曾是所谓“消费升级”的表征，那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又出现了消费降级的趋势呢？
我不这样认为。
不妨从恩格尔系数说起。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之间为温饱，40%-50%之间为小康，30%-40%之间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2018年，中国人赚得越来越多——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吃得却越来越“少”——恩格尔系数降至28.4%，再创新低。
这意味着，中国人花在食物上的钱并不多，食物不是中国人开支的大头。在上海，一个餐厅服务员工资大约在5000块左右，这通常包含了住宿和三餐。也就是说，哪怕对很多低工资人群而言，在食物上的支出比例也不会很高。故而，消费升级或降级的趋势，很难在食品上显示出来，更不可能造成某一品类食品，短期内的大幅度波动。
正因如此，我一贯不赞同在某种食物的变动上，得出所谓消费升级或消费降级的结论。就像网约车，其发展初期实行大规模的补贴，彼时很多平时坐公共交通的市民，薅了一把羊毛，后期补贴逐渐取消，又重新坐回公共交通。难道我们就能据此得出结论，网约车出现的时候，国人消费能力大增，后来国人消费能力又退回去了吗？
泡面销量回暖，或是因为外卖补贴少了
方便面行业的变化，或许跟外卖行业的变化紧密相关。
在外卖行业兴起之初，各大餐厅为了在外卖市场上吸引消费者，培养消费者对自己的认知，往往会给出让利。而平台方面也需要培养消费者消费习惯。而以补贴降低价格吸引用户，就是个促进消费者接触新模式、新业态的好办法。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融资—上市”模式，对市场份额极端依赖，需要以用户数量、市场占有率在风投市场上获得融资。在通过几轮融资扩大规模后，只有行业头部玩家才能获得最终上市的机会，所以市场份额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平台才会拼命地争抢客户，而补贴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但是，中国的外卖行业逐渐走过了这个阶段，目前已经形成了“美团外卖”与“饿了么”为主的双寡头模式。前者在母公司上市之后，在关注“诗与远方”的同时，也必须关注现实的财务数字；后者在融入阿里之后，对市场份额数字的需求也必然会下降。
市场形成双寡头之后，会在价格上稳定下来。在市场中，寡头竞争对手之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他们不会剧烈挑战市场的竞争现状，更不会采取恶性价格竞争的策略。餐饮外卖的价格上升，也就成了必然。
在此过程中，原本因为价格便宜从方便面转向外卖的消费者，又会重新回到方便面。这里的“重新回到方便面”，并不是绝对的群体概念，而是个体消费者选择的比例问题。以前更多地选择了外卖，现在则可能更多地选择方便面。
需要说明的是，消费者在食品价格上的不敏感，与替代品之间的价格导致的选择改变并不矛盾。
替代品、竞品之间的价格竞争仍然是有效的。打个简单的比方，宝马与奔驰之间的竞争，价格仍是有效的。
还应该看到的是，方便面市场的快速恢复，不仅仅是回复到原状，而是出现了高端化、特色化的特征。2015-2016年间，韩国高端进口方便面销量同比增长了134%。国内厂家也跟随了这一趋势，2016年，国内多家泡面企业陆续推出了多款新品。这些产品定价大部分在5元以上。
综上所述，中国方便面市场的回暖，无关升级，更无关降级，只是消费者的个体选择而已。（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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