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网讯 刘兆彬介绍，2015年《食品安全法》把社会共治作为食品安全一项最根本的原则，该原则对我国构建食品安全监管新体制奠定了法律基石。近年来，在政府监管部门努力下，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向好，成效显著，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压力和困难。在此背景下，刘兆彬认为，食品安全工作需要各方主体到位，当下食品安全领域亟需构建新型社会共治新体系，培育社会共治新主体。对此，他对构建社会共治提出了“7+1”体系建设的研究和思考：
原国家质检总局总工程师、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刘兆彬
一是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培育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新型主体。不能机械地将政府当成“猫”、将企业当成“老鼠”，“猫抓老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应当把企业也当作“猫”，食品安全问题和不安全食品才是“老鼠”。法律上已经确定了企业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食品是生产出来的，只有将企业培育成新主体，真正解决食品安全，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二是将食品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类协会等组织机构培育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新型主体。协会最贴近企业、最了解企业、最能够为企业服务，同时又能够有效组织企业并督促其自律。发达国家市场准入不是市场准入，也不是政府准入，而是行业准入、协会准入。协会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社会共治的主力。
三是将消费者培育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新型主体。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主人翁，对食品安全有知情权、监督权、选择权。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社会性”意味着共同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多方力量实现主体广泛化、决策民主化、运作透明化。离开消费者将难以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四是将政府培育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新型主体。政府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导和监督者。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府不能包办一切，从管治到管理再到服务，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1600万户企业的庞大体量，单靠政府难以实现有效监管。所以，政府要转变职能，既要“四个最严”，也要“放管服”，要走出“内卷式”发展怪圈。
五是将媒体培育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新型主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网络经济时代对信息监管提出新的课题要求，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已经被认为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利，目前网络舆情已成为第五种权利。《食品安全法》仍需对舆论监督的方式、方法、内容、权利、责任和义务进行细化。
六是将社会各类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中介机构培育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新型主体。社会中介机构（包括技术机构）是社会共治的辅助力量和支撑力量，比如检验检测、认证认可、鉴定食品安全的中介服务、标准等等，以及社会第三方托管机构和第三方职业监管机构。
七是将律师与司法队伍培育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新型主体。司法机关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最后的法律保障，尤其要发挥律师的作用，律师通过对食品安全案例进行讲解，更能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为食品安全普法教育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此外，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化问题，全球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安全问题和生命问题。所以，刘兆彬认为食品安全共治需要全球治理、全球合作。
同时，他针对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建议政府抓紧制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条例，明确共治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方式等，使其合法、合规。二是建议建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协同合作机制，成立七类主体共同参加的社会共治联席委员会，对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三是建议加快建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评价标准体系，形成奖惩机制，对共治主体进行规范和约束。
“真正要做到社会共治需要技术化、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首先要培育好主体。”刘兆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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